家庭变故的“网瘾少年”

统计显示，中国互联网网民2017年达7.72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7.53亿，网络游戏用户数超过5亿。《2017年中国电竞发展报告》显示，电竞用户数2016年达1.7亿，其中25岁以下占六成。随着世界卫生组织今年6月19日宣布游戏成瘾列入《国际疾病分类》中，“网瘾少年”这一字眼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非常痛苦的四年”

“在您采访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想问。第一，您准备采访提纲了吗；第二，是否会涉及个人隐私；第三，采访内容是否录音？”在开启对话之前，阿泽表现出超出自己年龄的镇静和理性。16岁的阿泽如果没有“深尝游戏”的话，应在高一的课堂上学习物体加速度。“我承认自己是‘网瘾少年’。”在过去的5个月里，阿泽一直在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戒断网瘾。

“他爸爸年初已经走了，肠癌。”语毕，阿泽妈妈抹了抹眼泪，从2015年阿泽爸爸患病以来，阿泽妈妈一直守在病榻前，无暇顾及阿泽。与其说和奶奶生活在一起，阿泽更多的时间是独自一人，自己吃饭、上学放学、安排时间。

有一次，阿泽妈妈为了照顾丈夫，一个月没有回家。回家后，她发现儿子不做作业也不去上学，而是闷在家里玩电脑游戏。那时的阿泽正在读六年级，这让阿泽妈妈十分担心，她急忙回家，陪伴儿子身边一段时间后，阿泽的学习生活状态都有了好转。

2017年，沉疴难起的阿泽爸爸几乎一整年都在医院度过，阿泽妈妈只能医院、单位、家里三点一线。阿泽似乎了解到父亲的病情不太乐观，之前不想去上学的经历又开始重复，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对于学校，阿泽想去就去，不想去索性就不去了。这样反反复复，老师和同学对阿泽有了看法。“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甚至排斥我，让我更不想上学了。”当时恰逢阿泽进入中考复习阶段，家庭、升学压力、交际等种种压力将阿泽推向了虚拟的网络游戏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阿泽一待就是一年。

阿泽内心很挣扎，经常会凌晨三四点戴上耳机，听着音乐走出家门，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散步。对于儿子这样的举动，心力交瘁的阿泽妈妈无能为力。阿泽妈妈回忆道：“当时觉得他有一些抑郁倾向了，朋友建议我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但这遭到阿泽爸爸的极力反对，他更希望能通过家庭的力量改变孩子。

“这四年也是我们非常痛苦的四年。”阿泽妈妈苦笑着说。一旁的阿泽望向母亲，尚处青春期的他不愿过多地触碰这一块记忆。交谈中，比起直白地说“父亲去世”，他更愿意用“家庭变故”这四个字来叙述这件事情。

今年年初，阿泽爸爸离开人世。留给这个家庭的，远不止至亲离去的悲痛，还有一个对网络游戏极度依赖的少年。

玩游戏其实是想交朋友

日夜颠倒，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面对儿子天天面对电脑的情形，阿泽妈妈想尽了办法去控制：断电、断网、撤电脑。“断网之后，我还有一万种方法消磨时间，我可以用手机上网看小说，听音乐，聊天。”在阿泽看来，生活中能够吸引他的只剩下网络。

1400多个小时、900多个小时，这是阿泽在不同游戏的在线时间，是他自己认为在游戏沙场中的傲人战绩。游戏带给阿泽的远不止胜负的快感，网络游戏的社交圈让这个在学校里遭到老师同学排斥、家庭聚餐一律不参加的少年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阿泽在DOTA游戏中主要打4号位、5号位，是掩护和辅助的角色。这让阿泽的人缘很好。在游戏里，阿泽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网友不会透露真实姓名，而是以各自的ID互称。“大家心知肚明，我不问你也不说，大家都互相尊重别人的隐私，这一点比现实中的很多人更加的真诚，或者说更有素质。”阿泽似乎更信赖网络。他的许多朋友都是通过QQ群或者相应的游戏直播平台结识的，一两局游戏之后便能建立起友谊。阿泽说起自己在游戏中结识了一位学音乐的朋友，志趣相投的两人原本约好一起去听音乐会，但搬进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的日子比音乐会早了一步，阿泽的叹气中有藏不住的遗憾。

阿泽相信自己的识人能力，他说，网络上人们会隐藏一些现实中不会隐藏的东西，而去吐露一些现实中应该隐藏的东西，所以现实中的家庭变故在网络上就会变成有血有肉的真情吐露。

不会谈网色变了

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是一家网瘾戒断机构，40多人正在这里接受网瘾戒断治疗。几个月时间里，他们都会在这里“修行”，包括心理上的和行为上的。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任陶然负责给“网瘾少年”及其父母讲课，每周一次的课堂都人员爆满。家长有的拿出手机录像、有的录音，以便给双方中没来的另一位家长学习。基地还给家长上团体心理课程，阿泽妈妈也在其中。多数外地家属直接住在宿舍后的一栋小楼里，弥补之前没有陪伴的那些时间。

在妈妈眼中，阿泽是个睿智却十分有个性的孩子，她了解孩子对心理医生的抵触心理，所以在多番考察后为阿泽选定了现在的心理成长基地。

现在的阿泽体会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在基地中，阿泽的作息时间慢慢调整回正常状态，每天都按照基地的安排按部就班地生活。上午是心理辅导课或者心理团体课，下午是军训，晚上或是心理医生的点评，或看电影写日记。在禁止电子产品的基地中，阿泽也学会了与朋友在自由活动时间一起玩桌游、看书、弹吉他、听音乐。在基地的5个月，阿泽读完了《简史三部曲》，也爱上了电影。他的生活，渐渐回归成一个16岁少年该有的样子。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干预治疗后，阿泽学会了正视网络：“假如说生活是一张白纸，网络可能占用了我生活中很大的一个圆，但如果让我脱离这个圆的话，这个圆还是空着的，我不沉迷网络，还会沉迷别的，所以我要做的是用其他的东西把这个圆逐渐补上去。”

阿泽决定把曾经的电竞梦想当成兴趣，“以后或许考微电子专业，还有可能会当一名业余摄影师吧。”说完他腼腆地看了看母亲。

游戏障碍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自1952年世界上第一个电子游戏井字棋面世以来，电子游戏已逐渐成为年轻人休闲的一大选择。从游戏机上的俄罗斯方块、电脑里的魔兽世界，再到如今手机中的王者荣耀，井喷式发展的游戏行业也让许多少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而游戏成瘾也作为一种典型心理疾病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初现端倪：游戏障碍是不是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郝伟是“游戏成瘾”入病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同时也是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成瘾疾病相关工作委员会成员。他认为，网络所承载的让人成瘾的内容，主要包括网络游戏、网络色情、网络社交、信息搜索。这4种亚型中，网络游戏可能对公共卫生影响比较大。

2005年，中国、韩国、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的网络成瘾问题初现端倪，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较大影响。郝伟组织专家成立一个关于网络滥用相关精神障碍研究的工作组。“希望研究网络相关问题的性质是什么，是原发性还是继发性，如何定义网络相关问题，怎样做诊断标准，是否需要做社区流行病学调查，网络相关问题的自然病程是怎样的。”郝伟说，虽然有人曾做过一些标准，但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

待预算和人员齐备，计划却遭到否决。“世界卫生组织的职责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公共卫生问题。”郝伟说，但当时非洲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还很低，网络成瘾入病太超前了。“就好比对饥饿人群进行糖尿病研究一样。”

尽管如此，包括郝伟在内的多国专家并没有停止在“网瘾入病”方面的研究和论证。2012年，郝伟和两个德国专家共同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把包括游戏成瘾在内的网络成瘾纳入到新版《国际疾病分类》中去。当年，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发布的《2011年中国网络青少年网瘾调查数据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网络青少年的网瘾比例高达26%。这一年，全球网民数量逼近25亿。德国政府公布的毒品以及成瘾报告显示，14岁～24岁年龄段中，大约有25万人对互联网产生严重的依赖性，140万青年人属于问题网民。

2014年到2017年，在世卫组织召集下，先后在东京、首尔、香港、伊斯坦布尔召开了4次专家会议，每次参会的专家都有三四十人。“经过研讨，我们也做出退步，只把网络成瘾中的游戏障碍列入进来，受到的压力就小了一些。”郝伟说，2017年世卫组织基本确定下来，将游戏障碍列为一种新的精神障碍。

争议不断：反对之声一路随行

成瘾的精神障碍主要分为两部分，一种是化学物质成瘾，比如海洛因、酒精；另一种则是行为成瘾，比如网络、游戏、赌博等行为。实际上，行为成瘾是否算一种疾病，一直存在争议。20世纪80年代，赌博成瘾被归类到冲动控制障碍的章节，而行为成瘾与物质成瘾同属一个类别。

自世卫组织宣布“游戏障碍”入病以来，争议、调侃不断，比如“我好好的一个人，健健康康的，怎么就成精神病了呢？”“都别惹我，我有精神病。”全球7个游戏公司联合发表声明，反对ICD-11将游戏障碍列为精神疾病。其反对理由体现于：游戏给公众带来娱乐，游戏有治疗和教育作用，游戏障碍研究缺乏证据。“这些理由都不是理由，对于绝大部分玩游戏的人来说不构成诊断标准。”郝伟说。

而对游戏障碍是否列入精神障碍的争议点在于，部分玩家有可能是因为抑郁或焦虑等精神疾病需要通过游戏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这样一来，“游戏障碍”这一疾病是继发性疾病或是原发性疾病便难以清楚界定。另一个争议点在于，把社会上认为是正常的行为归纳为病态，即社会问题医学化。此外，也有专家提出质疑，研究的样本数量不足，不存在跨文化研究的普遍性，对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普适性持怀疑态度。如果复习一下精神科所有疾病，几乎都是社会问题医学化的结果。以往，大家都不认为精神分裂、多动症、抑郁焦虑是精神疾病。关键是看是否有病理生理过程，是否存在固定的临床表现，以及解决这些临床表现的治疗方案。同时，“继发性”的确存在，但是“原发性的疾病要治疗，继发性的问题同样要干预。”郝伟表示。

“我们制定的诊断指南非常严格。游戏行为持续反复发生，对游戏失控，玩游戏优先于其他活动，尽管发生不良后果，依然在玩游戏，社会功能受损，只有达到如此程度才会诊断。”郝伟说。

作为世卫组织“游戏成瘾”现场研究工作的专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赵敏介绍，按照世卫组织的诊断指南，达到“游戏障碍”这一标准的人非常少，大可不必恐慌。将游戏障碍作为新的诊断分类，有利于游戏障碍的规范化评估及诊疗，提高相关研究的质量，以帮助更多的人建立健康的游戏使用模式。

正视问题：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世卫组织的这一做法是有意义的，但其是否可作为一种疾病进行诊断，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目前的诊断标准还比较主观，有可能导致泛化诊断。”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认为，现有的研究证据不充分，无法提供客观的生物学标记，不能排除游戏障碍只是其他精神心理疾病的表现，也不能预估盲目诊断后的不良社会效应。不应该简单地将游戏障碍这一诊断应用于临床，要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以及排除其他疾病可能的前提下，谨慎地使用这一诊断。陆林表示，现在还缺少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是否会导致急病乱投医的情况、助长一些激进治疗手段的出现，也是需要考虑的。“要防止不法分子打着诊疗的旗号给大众带来损害。”

陆林介绍，借助脑影像手段开展脑科学研究是当前国际研究的大趋势。我国学者曾经运用脑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索游戏成瘾者的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来阐释游戏成瘾发生的脑机制。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小样本的，而且以往没有针对游戏障碍的客观诊断标准，不同研究之间对游戏成瘾的定义的异质性较大，使得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差。

如何做好游戏障碍预防和治疗，是郝伟最关心的问题。“就药物而言，如果这个患者是由其他基础性精神问题导致的，比如焦虑、抑郁、强迫症、双向精神障碍等，针对这些病的药是可以用的。但对于原发性的游戏障碍，目前还没有药物可治。”郝伟说，在用社会心理干预方法进行治疗方面，目前还不成熟，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但是一些常规的心理治疗，比如认知心理治疗、动机增强等，可能是有效的，但还是需要临床数据来证明有效性和不良反应。”

郝伟透露，今年11月，世卫组织第五次有关游戏障碍的专家会议将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探讨有关筛查、预防、治疗问题。“还需要开发一些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的方法，制定出筛选和评估的量表。”

今年4月24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提出5项具体要求。教育部还发出《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要求各地传达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位家长。信中还有“防迷网”三字文，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今年5月31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腾讯公司联合发布了《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国家还应该加强立法，一方面保护玩游戏者的权利，另一方面要保护儿童青少年免受游戏坏影响的权利。尽管出台了一些条例，但还远远不够。”郝伟说。

文/本报记者 杨金伟

实习记者 王倩 实习生 杨颖

编辑/ 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