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早恋”这个词。
纵观古今，中国五千年历史，“早恋”一词也仅出现于现当代。
为什么早恋会成为中国特色？
这一问题的背后，其实是一道严肃的教育命题…
几年前，时任上海市洋泾中学校长的李海林到美国调研中小学教育。在美国的学校里，他看见那些十六七岁的孩子，明显是在恋爱，老师、同学们却都见怪不怪。
有一次，李海林跟随校长巡视学校，对面一对恋人走了过来，校长微笑着跟他们中的一位打招呼：“怎么又换了一个？”李海林当时很诧异，觉得这校长也太宽容了。座谈的时候他问校长怎么看学生中的早恋现象。
这回轮到校长诧异了：什么？什么叫早恋？恋爱还有早晚之别？明白李海林的意思后，校长更诧异了：他们为什么不能恋爱？他们犯了什么错？
由此可见，美国压根不存在早恋一说。事实上，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也不反对青少年恋爱。“早恋”是一个诞生于中国内地，只在中国大陆被广泛使用的词。
早恋的发展史
在生产力落后的奴隶社会，人们的寿命很短，所以只要生理上成熟，人们就会抓住机会繁衍后代，当然不存在“早恋”问题。
到了封建社会，婚姻一般由父母包办，男女婚姻不是植根于自由恋爱，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缺乏自由恋爱的条件，也就不存在“早恋”的问题。
那么，“早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问题并受人关注的呢？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人口问题的凸显和教育年限的延长，晚婚晚育被提倡并被社普遍接受。从这时起，“早恋”开始被人们当作一种社会问题来看待。当时，大学生谈恋爱会被认为是不珍惜教育机会和没有理想的表现，中学生谈恋爱更是超前行为，同学侧目，老师干预，家长焦急。而学生一旦发现自己陷入情网，更是如临大敌。
发表于1974年的《迎着斗争的风浪越唱越嘹亮——常熟县白茆山歌的调查》有这么一段对于“早恋”的描述：
这时，“早恋”已成为了社会问题，得到全国上下专家、学者的关注。青少年之间的恋爱行为，甚至包括大学生，都会被学校、家长视作不务正业、离经叛道之举。一旦发现，轻则疏导、警告，重则通报、处分。
下面几篇文章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舆论对待早恋的态度：
潘孑农《早恋不妨碍业务只是动听的言词》(发表于1982年3月《上海戏剧》）↓↓
早恋成为升学大敌
20世纪90年代以后，“恋爱”不再是个烫口的词汇，年轻人开始携手相约看电影，邓丽君的歌曲红遍全国。在大学的校园里，男生用自行车载着心爱的姑娘兜风成为了一种时髦。此时，大学生谈恋爱已经得到社会“谅解”，中学生间正常的异性交往也开始被接受，但中学生恋爱依旧被当作一个不正常的、需要制止的问题来处理。
与上世纪60、70年代不同，应试教育的功利化目标开始上升为阻碍中学生间谈恋爱的最大障碍。
高考是社会底层的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之一。高考恢复后的头十年，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拥有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拥有光明的前程，很多人在成为大学生后，思想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陈世美”现象成为当时大学校园里的一大问题。有悔婚的大学生被贴上道德败坏标签的，有因此被学校劝退的，也有因长期分居无疾而终的。
高考前的婚恋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再加上高考是场万人争过独木桥的残酷游戏，中学阶段的孩子谈恋爱就会被贴上“不务正业”的标签。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校、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出现“早恋”倾向，必会穷追猛打，有的用力过猛甚至把孩子逼上了绝路。
荒谬的“早恋”
新世纪前后，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早恋”这一说法的科学性。
“早恋”一词为偏正结构，由“早”字来修正“恋”字，顾名思义就是与某一个标准相比过早地开始恋爱了。假设这一说法成立，就意味着人生应该有某个阶段可以专门用于恋爱，但这一阶段显然是不存在的。如果说中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那么大学生的主要任务难道就不是学习，而且毕业之后，还有非常重要的工作和创业，这些都是人生的重大任务，难道要孩子把所有主要任务都完成才去恋爱？
可见，“早恋”中的“早”是站不住脚的。
青春期孩子对异性怦然心动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是孩子体验“恋爱”，学习与异性交往的开始。这段情感经历可以沉淀一段温馨的回忆，也可能会凝冻为一段不堪回首的噩梦。初尝爱滋味的孩子有太多的迷茫和懵懂，给予孩子尊重与指导，远比粗暴制止或放任不管有用得多。
鼓励孩子与异性交往，让孩子在交往中完善自身，学会选择，学会承担责任，学会自我保护，这才是我们对待“早恋”更可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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