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文昭
就在吃瓜群众们围观明星离婚大戏的时候，一则消息悄悄上了热搜：审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专家建议适当下调法定结婚年龄，男女均降到18岁。这并非第一次有专家提出降低结婚年龄，但由于和普通人的婚姻关系密切，消息一出，又引发热议。
很多学者都赞同降低法定结婚年龄
这几年，常有人大代表提出降低我国的合法结婚年龄，除了他们念兹在兹的人口压力，一些学者也从其他角度论证降低法定婚龄的合理性。
首先是国际对比。如王超英委员所说，国际上的结婚年龄普遍比我们的22岁、20岁低。
丹麦、美国、波兰是21岁和18岁；瑞士、越南是20岁和18岁；法国、德国、俄罗斯男女都是18岁……韩国是18岁和16岁，但不满20岁结婚要经父母同意。
他们认为，过去较高的结婚年龄只要为了和计划生育配套，但现在生育政策放开，也没有证据证明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晚熟，那就应调低合法婚龄。
其次，我国公民18岁就是成年人了，能参军、参加选举，完全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当然也能对婚姻负责。
还有法律人士指出，相比于男女各降两岁（男20岁，女18岁），男女一同降到18岁更合理。
以前规定男性要大两岁，是因为女性发育较快，但随着发育的提前，这两岁已经毫无意义。从男女平等的角度考虑，男女法定结婚年龄理应调低到同一岁数。
最后，在中国农村地区，还有早婚的传统。对那些事实婚姻者来说，婚姻不合法，法院只能以同居关系处理，他们的子女只能是非婚生子女。为了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也应该降低结婚年龄。
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值得倾听
降低婚龄的倡导者不少，但反对贸然改变法定婚龄的人也很多。
在反对者看来，农村的确有早婚现象，但这是应该被“消灭”的陋习。农村有18岁结婚的，也有十五六就办酒席“结婚”的，为了保障事实婚姻者的权利，法定婚龄就要降到15岁？如果有14岁“结婚”的，要不要降到14岁？
这位20岁的姑娘，16岁结婚，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更让他们担心的是，虽然法定婚龄降低到18岁，不意味着18岁就要结婚，但这一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改变，可能加剧农村地区的早婚现象。
这并非杞人忧天。这几天，16岁女孩杨瑞立中考前被父亲杀害，让人痛心。随后有媒体爆出，杨瑞立品学兼优，但她的父亲一直觉得女孩念书没用，催她出去打工，这成为父女二人重要的矛盾点。
杨瑞立生前的照片
法定婚龄降低到18岁，专家们的女儿肯定也会正常上学，但在一些重男轻女的农村地区，女孩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而父母在“劝”她们辍学结婚时，也会更理直气壮。
还有网友认为，与国外相比，国内学校对早恋严防死守，正常的性教育很难开展，在孩子三观尚未确立的情况下，不该鼓励早婚。正如一位母亲所说，“18岁这个年纪，在我看来还不懂事。当年我是闪婚，从相亲到结婚只花了3个月。如果你现在问我后悔吗？后悔。如果22岁，我就从南川来到主城，我想我的视野、人生轨迹统统不一样。学业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结婚之前，你能想明白什么是责任，以及自己想拥有的将来。”
人口数量重要，但人口的素质同样重要，孩子在最该提升自己的几年里却背上了家庭的重担，万一后悔，岂不是会增加离婚率？他们下一代又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获得多少支持？
从公民权利的角度，降低婚龄可以讨论，但降婚龄恐怕无法提高生育率
如前文所说，合法婚龄的改变涉及很多问题，需要充分论证和评估。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权利意识的变化，合法婚龄也不是不能改变。
2021年，日本通过《民法》修正案，将成年年龄从原来的20岁下调至18岁；而根据男女平等的原则，将法定结婚年龄，从原来的男18岁，女16岁，调整至男女均为18岁——同样面临人口压力的日本，女性合法婚龄还上调了2岁。
而中国一些参与法律、政策制定的专家，在调整合法结婚年龄时，挂在口头的却总是婚姻登记人数逐年下降，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下降……
这就难怪网友对此类建议冷嘲热讽了——好像在专家眼中，一个个的人都只是“生育机器”，政策稍作调整，人们就能跟着改变自己的生育行为。实际上，即使这些专家能促成合法婚龄的降低，也很难刺激生育率的提高。
微博评论
要知道结婚越来越晚，在很多国家都是普遍现象。以美国为例，男性结婚年龄的中位数已从1970年的23岁上升至29.5岁，女性从20.8岁上升至27.4岁。
社会学家发现，人们推迟结婚，“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婚姻了，而是因为他们更在乎婚姻了”——年轻人希望在对自己、对如何处理伴侣关系有更多了解，生活和工作平稳了再结婚，而非草草结婚后再离婚。
社会学家安德鲁·谢林将其称为“顶石婚姻”，“顶石是建拱门时安放的最后一块砖——过去，婚姻是进入成年的第一步；现在，它往往是最后一步。”
而在东亚国家，经济压力还是妨碍年轻人结婚的一大阻力——即使年轻人有结婚意愿，他们也经常因为难以置办住房、婚后育儿和教育费用过高而无法步入婚姻。
那如何去实现鼓励结婚的目标呢？东亚地区各个政府都意识到，要从物质、经济方面给予支持，才有可能实现让民众早结婚的目标。
日本的一些地方政府会向满足条件的新婚夫妇提供住房补贴或专用住房，中央政府则会向地方提供支持，在每个都道府县设立“少子化危机突破基金”。
在生育率更低的韩国，政府为促进年轻人结婚的措施更有力度，其中包括大力为青年创造工作岗位、优先给青年发放住房贷款及青年优先租赁房屋，甚至将租赁房屋优先权的受益对象从新婚夫妇扩大到准夫妇。
即便有了真金白银的支持，人们还不见得想早婚早育；没有这些，在结婚年龄这类问题上下再多的功夫，恐怕也是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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