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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戒网瘾，我们会想到陶宏开，会想到杨永信以及他的“13号室”，还会想到豫章书院。以年轻人为主的网络舆论，常常把送子女戒网瘾归结为父母的残忍无情以及家庭教育的失败，比如网络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比杨永信更可怕的，是那一些不配为人的中国家长！》、《送孩子去网瘾学校，你们病得真不轻》等，可谓是对“网瘾少年”父母的投枪匕首。
但你或许不知道，每个送子女去网戒中心的家长，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因素，诉诸“道德沦”实则是见木不见林的谬论。网瘾和“留守儿童”现象一样，不是单纯的家庭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单纯指责家庭，没有意义。
一、被恐惧与成功学支配的育儿观
舆论对网瘾的关注，是从2004年一篇刊登在《武汉晚报》、名叫《谁能帮我救救女儿》的求助信开始的。这位母亲在信中哭诉，自己的女儿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却因为网瘾问题而辍学，字里行间浸透着她对女儿前途的恐惧。而在此后，类似求助信不断出现，与《救救我女儿》没什么不同，都是在讲述网络游戏如何残害孩子，如果由其发展下去，TA的人生似乎就要完蛋。
所以，他们把孩子送给杨永信，送到豫章书院，送往各种机能矫正中心，其实是出于对子女人生道路跑偏的恐惧。这种恐惧，说到底是一种基于成功学教育观而生发出的朴素感情。而这种情愫背后，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令人无奈的社会现实。
先说历史背景。自孔子开始，中国就一直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尽管中国已经从传统社会转轨到现代社会，但这种心理，历经数千年迁播而不变，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国民心理。
这是一种集体意识，润物无声地渗透进每个家庭。而网瘾地出现，直接挑战了这层心理，父母们视之如大敌，实是上述心理主导下的本能反应。
再从现实来讲，这一代网瘾少年的父母集中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他们虽然经历了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时代，但也有着物资短缺的苦涩记忆。而在当下，步入壮年的他们，面临的职场竞争、社会竞争也极为残酷。在教育依旧是普通人唯一上升渠道的背景下，他们不敢让孩子有行差踏错的机会，只有认真学习，才能改变命运，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
而网瘾与学业天然不兼容，只有戒掉网瘾，他们才有重回正轨的可能。从动机上来说，这就是“为你好”。
二、缺乏有效干预措施，病急乱投医
在指责家长将孩子送进网戒中心前，要先问一个问题：除了去网戒中心，他们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答案让人沮丧——没有。
在电视节目片《网瘾之戒》中，柴静向家长提问，“让孩子去接受治疗是不人道的，你们怎么看？”一位家长情绪激动地回应，“谁有什么好手段？谁有什么好手段？拿来！”
这种愤愤然的语气背后，实在是穷尽了所有办法之后的“放手一搏”，没有办法的办法。
2017年8月，安徽阜阳市临泉县中学生李傲因痴迷网络，在被父母送进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训学校，但几天之后，刘傲因在戒网瘾过程中死亡。当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刘傲父母有没有采取其他方式帮孩子戒网瘾时，其母回答，已试过很多方法，比如带他出去旅游、走亲戚甚至根据孩子提出的要求去学动漫，但都以失败告终。
如果检索更多案例，都清晰表明：这些父母，都是在尝试了其他干预措施却无效的情况下，才选择将孩子交到他人手上来戒网瘾。
而且，多数网戒中心在接收孩子时都会跟父母承诺不会使用暴力、电击等手段，但直到出现悲剧后，很多家长才恍然大悟，他们被骗了。
比如李傲的父母就说，“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得很好，说学校有心理辅导老师，教育方式也很温和，而且承诺绝对不会用电击之类的手段。”
但事实上，他们的儿子却在里面收到了非人待遇，最终致死。
与家长束手无策直接关联的是，社会缺乏有效的支持干预系统。
要看到，“网瘾少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与家庭教育有关，也与中国当下社会有效的公共治理的缺席有关。有专家就认为，缺乏支持性的人际关系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根本原因。
比如，2009年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白川指出，中国的娱乐设施很稀缺，所以孩子们只能去网吧寻找快乐。
这有相关数据支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年4月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截至2010年底，在网吧上网的青少年网民比例达到48.1%。而在美国, 截至2000年底，只有1%的青少年在网吧上网。有研究发现，那些到网吧使用网络的青少年更可能发展成为网络成瘾者。所以，网吧的大面积出现与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追溯“网瘾少年”的形成原因，是想表明，拯救“网瘾少年”，父母有责任，相关部门也不能当甩手掌柜。
尽管当时的文化部在2010年就出台实施了《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拟将“网瘾防治”写入条文中，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国从来没有一个专门针对网瘾矫正的细则与规范，来指导到底该如何帮孩子戒网瘾。
这就使得各地对“网瘾少年”的矫正，要么局限于家庭内部的自救，要么家庭矫正失败后他们被送入没有资质的、商业性质浓厚的所谓“网戒中心”以进行“他救”，但不规范的操作与盈利目的之下，致使戒网悲剧时有发生。
有效的合法的社会矫正方式缺席，让一群无助的、无知的父母“病急乱投医”，本质上，他们也是受害者。
三、父母陪孩子时间太少？别忽视了心酸的生存现实
无疑，父母管教不严，是造成子女沉溺网络的主要原因。虽说职场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大，但一句“工作忙”洗白不了成年人对家庭责任的忽视。
只是，马斯洛需求层次坚硬存在，对一些人而言，无法兼顾生存与教育子女，是客观而无奈的事实。
比如有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流行率显著高于城市青少年。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村青少年的父母通常文化程度不高, 缺乏对网络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村的青少年为留守青少年, 父母为了支撑整个家庭的生存，常年在外打工，而根本无法照拂子女教育。
在迫切的生存难题与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教育前景之间，农村父母选择外出务工，可能更符合现实生存逻辑。
新周刊的一篇报道显示，“绝大多数孩子会强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买手机，他们寒暑假的生物钟是晚上通宵玩游戏，上午睡觉，下午起床继续玩。”
这印证了《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的观点：穷人更喜欢和更容易沉溺于屏幕和电子产品，而富人们崇尚不玩手机，不打电话，不上社交网络，不回电子邮件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留守青少年的父母，真的应该被指责吗？城市家庭的父母以“工作忙、生意忙”为理由为自己开脱，这是矫情，但是，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家庭，他们的生存与教育困境，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背后是不均衡的发展机会与谋生资源，他们没有被时代或政策选中，仍要为了基本的生存而奋斗。
即将到来的2020年是全面小康建成之年，但是很多都市人不知道的是，我国仍有几千万人口尚未脱贫，一些人依然要为“吃饱饭”而努力。
他们中的很多人很无知，不懂得教育子女的重要性，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许，只有等到他们富起来，才能真正懂得孩子染上网瘾的害处，才能腾出精力去矫正子女的网瘾。
所以在这个时候，先验地、一概而论地去指责父母没管好孩子，虽然政治正确，但未免因忽视了背后的复杂因素，而多了些冷酷的表情。
如果说，矫正或规避子女染上网瘾，城市的父母需要改变的是家庭教育环境与教育状态，那农村的父母，就更需要生产力的扶持。只有让他们走出贫困，他们才能不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能像一个正常的现代父母那样，将孩子健康地培养成人。
结语：
这不是一篇为为人父母者洗地的文章，而只是意图在流行的批判与指责中，呈现另外一个看待“网瘾少年”与“网瘾矫正”的角度。
就像绝大多数问题一样，这只是“复杂中国”的一个具象体现。单纯从某一方面去归咎，看似直接有力，但单纯的道德指责往往失之片面，而忽视了问题的根本。
多维度地看待网瘾与戒网瘾，或许能为矫正中国青少年网瘾问题，提供更切实街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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